张毅，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人，1917年12月4日出生。1931年1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战士、班长、师宣传队队长。1933年至1937年任李先念同志的警卫员，并随李先念数次翻越雪山，三过草地。

西路军失败后，张毅随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经过四十七天、三十余场大小战斗，转战到新疆与陈云同志会合，经党中央研究决定，被派到盛世才航空队学习汽车、坦克驾驶和飞行领航。张毅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培养的航空军事人才中的一员。

1938年至1946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破坏了新疆形势大好的统一战线而入狱。后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方营救，从新疆返回延安。1946年9月，张毅奉命参与东北老航校创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航校训练处处长、副校长、代校长。1956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校校长、中央军委民航局党委委员。1964年任兰州军区空军训练部部长等职。1965年5月任空军第九军副军长。1967年至1978年，因1936年参加红军西征，被污蔑为犯有张国涛逃跑线错误而蒙冤达10年之久。1978年3月任空军第11军副军长。1981年3月离休，正军职、享受大军区副司令员待遇。

在长达50年的军旅生涯中，张毅将军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民航的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章。

再次见到张毅校长，是在50周年校庆期间。可能是受到浓烈的校庆氛围感染的原故，与2005年4月，我们在西安兰空干休所采访他时所显示的儒雅与平和的心境不同，年近90的张毅校长显得特激动，且健谈了许多。

时逢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学校党委有关活动安排，对张校长进行了采访。当记者再次面对这位从生命的极限上挣扎而来的老人时，从他讲述的一幕幕往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流淌在红军的血液中、凝固在红军脑海里的理想与精神……

我们认为，在深入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今天，传播、颂扬红军一往无前的革命风范，缅怀革命志士的丰功伟绩，将使我们受到一次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洗礼。故，我们谨以此文与全校师生共勉，并在今后的日子里努力工作，不断开创学校建设发展的新局面，为祖国的民航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5年4月，记者在西安采访时为张校长拍摄的照片。

投身革命

黄麻起义后，受家乡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影响，张校长14岁就参加了红军。“我对红军的了解，最初是从哥哥和乡亲们那里开始的。”张校长如是说，“哥哥于1929年参加红军，但后来在创建皖西根据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噩耗传来，张校长不仅没有被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所吓倒，反而在他的心中燃起了参加红军的强烈期望。1931年，我们的老校长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2年10月，张毅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于12月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随后，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两河口，在大巴山下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而此时，年仅15岁的张毅，已是师宣传队队长了。

张校长回忆说，由于我参军前念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基础，所以我被组织上派到了宣传队工作。那时，红军非常重视宣传发动工作，无论是在鄂豫皖苏区，还是在转战途中，我们每天都不知疲倦的到处写标语、发传单、讲革命道理，发动当地老乡参加红军闹革命。1933我调到了李先念身边当警卫员，至到1937年我被派到盛世才的航校学习飞行前结束。张校长自豪的告诉我们。

在夹金山下会师后我见到了毛主席

1935年３月，为了配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行动，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下发起嘉陵江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随后我们奉命撤出川陕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谈到红军长征，张毅校长显得有些激动了。为了稳定他的情绪，我们只得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张校长，你能给我们讲讲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故事吗？

会师么？晓得的。要讲，要讲的！那是1935年5月初的事了。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后，党中央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传到了我们四方面军，于是，从汶川向西南向前进，狙击巴郎山一线的敌人，打通进军川西北的通道，接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遂成为我们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5月下旬，徐向前命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翻山越岭，西进小金川地区，消灭守敌邓锡侯一部，迎接党中央。

张校长清楚地记得，此前，他曾跟随李先念到四方面军指挥部，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与徐向前交换意见。事后，他从李先念那里得知，徐向前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理想，希望李先念见到主席后呈报四方面军的意见。

李先念接受了接应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先遣任务后，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红九军第二十七师，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狙击巴郎山方向的敌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和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则分别从理县、汶川出发，直取懋功。

小同志啊，你们哪里晓得哦，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哟！？

张校长说，尽管那一段行程只有150多公里，但沿途全是坎坷的羊肠小道和杂草丛生的灌木林，而且河道众多，水深流急。但最为困难的还是翻越海拔四五千米的红桥山。张校长说，到了山脚下，抬眼望去，除了陡峭的山壁，便是视线之外若隐若现的山峰。部队快到山顶时，因为空气稀薄，战士们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觉得艰难。但战士们在李先念的鼓励下不畏艰险，相互搀扶着前进。经过几小时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翻过了红桥山。

6月8日，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按原定计划占领了懋功。12日，红一方面军和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相遇。随即，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李先念，并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这天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讲到这里，张毅校长忽然停了下，他双眼望着前方，脸上流露出一种溢于言表的幸福。过了好一阵才接上先前的话题。

那天，两支红军主力部队见面后，战士们都激动得互相拥抱，把帽子扔向空中，跳着喊着“欢迎党中央！”“欢迎红一方面军！”由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且与敌人进行了较大的消耗战，会师时已经是人困马乏。事后，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响应李政委的号召，纷纷打扫卫生、让出住房，准备慰问品等，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

15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即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但由于松潘战略失利，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汇集毛儿盖。8月21日，党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右路军，开始了穿越诺尔盖大草原的艰苦行军。

互相帮助共同穿越草地

张校长告诉我们，在进入草地前，李先念政委从当地老乡那里了解了草地的情况后，立即向部队发出有关注意事项，要求战士每人尽可能带足必备的干粮，途中不准丢弃伤病员、骡马和枪支弹药，并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穿越草地。

“虽然一眼望去，草地表面显得很坚实，可很多地方的草皮下面却是空的，你踩上去，周围的地面就会晃动，随时都有陷进去的危险。”张校如是介绍了草地的特征。

第一次过草地时是8月下旬。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寒风刺骨，让人觉得已经到了冬天；一会儿又骄阳高照，酷热难耐；一会儿下起大雨，淋透了战士的全身。

根据当时的条件，战士们按首长的要求，将一路上马匹留下的粪便搜集好，用于夜晚露营时燃烧取暖。露营时战士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虽然微弱的火光并不能让战士们感到太多的温暖，可大家都知道长征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进入草地后的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李政委见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战士们穿得很单薄，都冻得不行，就将自己的棉花绒毯子从马背上抽出来，交给后勤部门，让他们立即改制成衣服分给战士们穿。晚上，大家守在微弱的篝火前挤成团，互相用身体取暖。

第二天又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浇透了正在行军的战士。为了保障战士们的安全，李先念命令三十军暂时停下休息。

“我撑着旧雨伞，和李政委背靠背地坐着。”

张校长抬眼望向窗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李政委待人很亲切。我们这样背对背地用身体取暖，聊天，他不断鼓励我们。”

雨后，草地和泥泞的沼泽更难分辨，路也更难走了。一天，李先念和张毅在草地正艰难地行走，突然发现路边不远处躺着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像这样倒在草地边的战士，他们一路走来已经看到不少。但李政委仍抱着一丝希望，让张毅去查看他是否还活着。张毅检查后发现，他是因胳膊枪伤化脓发炎引起高烧。

“快把他扶到我的马上。”李政委急忙要张毅把马牵过来，把伤员扶上马背。“我们不能把他丢下，一定要把他带出草地。这一路上你要好好照顾他。”李政委命令张毅。接下来几天，伤员在张校长的细心照顾下走出了草地。

经过6天的艰难行军，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张校长向我们介绍，由于红四方面军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经徐向前请示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战斗于8月29日打响，张校长所在的红三十军发扬近战、夜战威力和“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经三天激战，毙、伤、俘包座守敌及援敌约5000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

采访结束后，张校长与采访组合影（此图由张校长的大女张大姐拍摄）。

张国焘突然反悔红军二过草地

然而，穿过草地后，张国焘突然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虽然李先念和许多首长一样，都支持北上，但考虑到维持团结局面，他们还是带领部队掉头再次经过草地，进入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

张校长记得，二过草地时，已是9月下旬了。一进入草地，沼泽里透出的腐尸臭味就扑鼻而来，在途中我们不时看到前面死去的战友，他们的遗体已经被水泡涨了。有的两人靠着一起倒在地上，有的三个人靠在一起倒在地上，还有单个倒在路上的。他们保持着各种姿势……

由于第二次过草地是匆忙南下，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部队很快就开始缺粮。草地上的苦菜、野菜、树皮以及树根都被前面部队挖来吃了，后面的部队没吃的，有的战士就寻找马的粪便中未消化的青稞等充饥。

张校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军部一名叫李平的战友找到他说，“张毅啊，我都两天没吃东西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粮食？”

张校长想，部队正在茫茫草原上行军，也不知道还要多少天才能走出草地，万一因断粮而影响了首长的工作，自己不就成了革命的罪人吗？可是，同时又想起李先念平日里要求同志间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教导，又觉得对有困难的战友不能袖手旁观。张毅正在左右为难时，李先念来了，得知此事后，李先念说，“我有吃的战士就有吃的。”他要张毅马上分一半给青稞面给李平。

过了两天，李先念和张毅也断粮了，他们就和战士一起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张校长说，“那时能有一根皮带煮来吃，简直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第二次穿越草地，伤亡很大，仅张校长所在的三十军就由8个团变为6个团。

三过草地会宁会师获新装

张校长说，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红军又损失了万余人，最后只得西撤。抵达毛儿盖进行休整后，张校长他们就开始翻越打鼓山、梦笔山两座雪山。1936年6月下旬，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7月初离开甘孜地区共同北上。

1936年6月25日，红四方面军任命李先念为北上先遣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红三十军直属队和八十九师与总部骑兵师组成的先遣军，提前向北进发，为后续部队筹集军需。次日清晨，张毅随李先念率领的先遣军，第三次踏上了穿越草地的征程。

这次过草地，由于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行前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加上藏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部队每人带有足够的粮食和牛羊肉，直属机关和连队还配备了帐篷，带有驮运物资的骡马、牦牛以及其他所需物资。

张校长说，李政委行军打仗不仅十分严谨，而且身先士卒。部队进入草地后，为防止牦牛跑掉将帐篷一起带走，他派出了专人对骡马、牦牛进行管理，并坚持每天查哨；在草地行军，烧水做饭都是用牛粪，所以李政委每天都和战士一样宿营后，就去拾拣牛粪。

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北上先遣军和后续部队相继走出草地。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会师前中央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筹得了一笔经费，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感受到根据地的温暖。

离休后，张校长除读书、写诗外，还自己动手创作盆景。

西路军西征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及骑兵师、妇女先锋团等 21800多名将士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按中央的指示从会宁出发，经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执行“宁夏计划”，用自己的鲜血和忠诚书写了一段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最为惨烈而悲壮的历史。

西路军历史是红军长征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红军西征是我军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战略失误，因而许多历史事实至今仍鲜为人知。更有甚者，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在文革期间，以此来加害于老同志，使一大批老红军被污蔑为犯有张国涛逃跑主义路线错误而蒙冤。所幸的是，我们的张毅校长曾是这支英雄队伍中的一员，采访中，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翻开了一段尘封以久的英勇悲壮的西征之路……

执行宁夏计划

红四方面军历时19个月，数过雪山，三过草地，一度南下，两度北进，所经战斗大小数百余次，冲破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最后抵达会宁，从而结束了长征。

然而，经短暂休整后，1936年10月18日夜，李先念、程世才奉命率三十军以营、连为单位秘密穿过西兰公路，经会宁向靖远大芦子地区集中。部队集合完毕后，张校长随率领造船工队的李先念，在芦子沟一片茂密的榆树林驻扎下来。

张校长回忆，当时，我们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投入了隐蔽、紧张的造船工作。

渡河工作准备妥当后，24日夜，徐向前下达了渡河命令。顷刻之间，20来条木船、木筏在李先念、程世才的指挥下，一齐从虎豹口两侧驶向对岸。

张校长记得，“那天，为保证部队顺利渡河，我们在渡口部署了两个团的火力，还架了五门山炮掩护先遣部队渡河。”

他说，快接近对岸时，敌人的枪炮声响起来了。李政委赶快让我传达开火命令。顿时，两岸的枪炮声掩盖了黄河的咆哮。经过一番激战，红三十军突破了马步青骑兵五师的防线，控制了沿河地带，并向总部报告了渡河成功的消息。紧接着，九军、五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并占领了一条山、五佛寺等战略要地。

但是，11月初，由于胡宗南部队偷袭靖远成功，隔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就这样我们21800多名西路军，不得不在河西走廊与超过13万人的“马家军”进行殊死搏斗。

浴血河西走廊

11月9日，我们一路疾进，到21日基本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为西路军开辟了西进的通道。张校长说，后来我们三十军又返回，在凉州西的四十里铺一线集中，阻击马家军的追击。

22日，马元海率领五个团采取人海战术，向四十里铺我们的驻地发起凶猛攻击。“他们每次进攻前，先用山炮轰，然后用密集的部队向前猛冲。”张校长说，“李政委总是在战斗最激烈的前线指挥。战士们坚守堡寨，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张校长回忆起当年的战斗说，敌人很狡猾，怕红军缴获他们的武器，就把火力都架在后面，前线部队全部用大刀。我们为节省子弹，都拿起大刀与敌人拼。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最后我们都冲出寨外，与敌人展开大规模的白刃战，才将敌人击溃。

张校长告诉我们，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红军也从不放松党的组织生活。“这天晚上，李先念政委在军部所在地，主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李先念讲，战斗越是紧张，党组织生活越是不能放松。”

由于激战不断，又缺医少药，到了1937年1月下旬，仅存的13000多名西路军，被迫集结在倪家营子。这时我们三十军也驻进了附近一个叫西洞堡的村子。我们刚到马家军一个旅和一个宪兵团就赶来了。第二天一早，敌人向我们发起进攻。李先念和程世才在村里的白塔上观察敌情后认为，集中兵力突然袭击敌人右翼，可以对敌形成包围取得胜利。

下午，李先念一声令下，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象决堤的洪水直扑右翼敌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有的战士体力弱，就两人扭住一个敌人拼杀，实在没力气了我们就抱住敌人咬。到太阳落山的时，我们歼灭了马步芳装备精良的宪兵团，击溃手枪团，缴获马枪800余支、短枪400余支，还有许多战马、子弹。

后来，仗越打越残酷。敌人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2月下旬，部队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了。在倪家营子无法继续坚守的情况下，2月27日，总部决定星夜突围，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到3月14日，我们杀开一条血路，退守冰天雪地的石窝山时，西征之初的21800多红军，已不足4000人了。

张校长观看校庆文艺节目时寄语新一代飞院人。

走向新疆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西路军余部近4000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分散突围。

张校长告诉我们，临别时，徐向前双眼含泪、拉着李先念的手深情地说：先念，队伍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带他们冲出去，能多带走一名战士就要多带走一名战士，这都是革命的火种啊！

送走陈昌浩、徐向前，妇女和儿童就地分散转移后，左、右两个支队同时朝不同的两个方向出发了。

3月，正是祁连山最寒冷的季节。高耸入云的山峰，披冰戴雪，寒风夹着鹅毛大雪从山头扑面而来，像刀子似地刮着战士们的皮肤。我们左支队的1500来人，跟着一位牧民向导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朝祁连山西部行进。

翻过了一座山头，李先念、程世才看到战士们已经疲惫不堪，就命令部队停下宿营。于是我们三人一堆、两人一伙地在石崖边、枯树下背靠背地坐着，头上顶着一块羊毛毡片，在狂风暴雪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雪停了，风也住了，部队又启程西进。走了不到200米，前面一座陡崖上有两名红军哨兵，双手持枪依着崖壁站着。他们双眼警惕地注视着前方，一动也不动。

程世才走上前去问：“你们是哪个连队的？怎么还站在这里？”可是，当程军长走近一看，才知是两个冻僵的身躯。李先念伸手摸了摸一位哨兵的脸，仿佛摸到的是青紫色的岩石。李先念含泪摘下自己头上的破军帽，跟在后面的战士们也都摘下了军帽或包布，一齐为这两位英勇的战士默哀。

一名战士对李先念说：“政委，把他们埋了吧。”“就让他们这样吧，让他们看着我们继续前进！”

张校长补充说，“其实，李先念知道，冰冻的泥土比石头还硬，我们根本无法掩埋他们。”

经历了几次恶仗和艰苦行军，我们终于翻过了海拔五千米左右的祁连山雪岭，甩掉了敌人的追踪，到达祁连山西面的河谷地区。这时，部队只剩下了900多人。

山下的景色与山上形成鲜明对比。这里阳光明媚，河里鱼类众多，两岸数不清的野生动物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或觅食或嬉闹。初到时，我们像走进了动物的天国。面对这样一块难得的净土，李先念等决定部队在此进行休整。

为了获得食物，增强体力，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首长都亲自参加了捕猎。

“我们不仅用鲜美的野味填饱了肚子，还剥下了不少兽皮御寒。”“没有追兵，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这真是一段难得的好日子啊！”张校长又一次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一丝甜甜的笑意写在脸上。过了很久，张校长才继续接上话题。

部队在此休整期间，左支队下步的去向问题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部队就此分散行动，谁想去哪儿就去哪里。”但这种意见很快遭到了李先念、程世才等首长的坚决反对，李先念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部队统一行动，继续西进前往敦煌。

结束了6天的休整，经过10多天的行军，4月中旬，左支队翻越龚岔大坂，出龚岔山口，来到肃县鹰嘴山南麓的石包城。在石包城李先念得知，离此200多公里的安西只有敌军一个排驻守。经分析认为左支队攻克该镇不成问题，同时，还能取得较大补给，便改变了原定经敦煌进入新疆的计划，率部直趋安西。

张校长出席建校50周年庆典大会（右二）。

张校长回忆，大约是24日，我们来到距安西城二十五里的一个村子做攻城准备。

战斗打响后，我们感到事情不对，守敌不是一个排，至少是一个旅。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李先念与程世才交换了意见，决定立即停止攻城，退出战斗，率领部队连夜向通往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屯庄转移。

后来才知，在这之前，马步芳就通电河西各路驻军：“剩余红军一千四五百人，深入祁连山，经过陶苏勒地区。似将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他令驻防肃州的马步康，增兵防守安西。

我们进入王家屯庄后，敌人约2000余人包围了王家屯庄。部队只好且战且走，于26日到达白墩子西北方50里的红柳园。部队刚开始生火做饭，后面就传来一阵阵枪声，尾追的敌人又逼近了。这次敌骑兵分左右两路，把我们左支队紧紧夹在中间。

战斗开始后，战士们利用沙丘作掩护，持枪一齐朝敌军开火，冲到前面的敌人纷纷落马。一时间，喊杀声、枪炮声和战刀的砍杀声震撼着沙漠荒原。

战斗持续到黄昏。红军歼敌几百人，但自己也损失了200余名官兵。天黑后，李先念下达了突围命令：“以二支队留在山口担任阻击，掩护一支队和西路军总部突围后再撤离，两路人马到星星峡会合。”为了防备万一，李先念命令将仅有的一部电台也砸毁了。

随着李先念的一声令下，西路军的战士们挥刀向敌人冲去。敌军惊愕一阵子后，很快集中兵力包围过来。突围的部队被敌骑兵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冲向甘（肃）新（疆）公路，沿着路两旁的电线杆子西进；张校长他们进入了茫茫戈壁。

一望无际的戈壁，被称之为“死亡之海”。白天，烈日当空，气温骤升，地面的砾石滚烫，烤得人汗流浃背。夜晚，月光清幽，气温骤降，最冷时达零下二三十度。

战士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强忍着疲劳、干渴，一步一步地行走在戈壁滩上。有的战士渴得实在受不了，就喝自己的尿。为了维持生命，李先念下令杀一些战马，让大家分着喝点马血，以解燃眉之急。

到了第三天晚上，一匹偷偷溜出去找水喝的枣红马，喝足了水，又洗了个痛快澡后，便跑回营地不停地嘶叫。看到浑身是水的战马，战士们高兴地叫了起来：“马找到水了！马找到水了！”

李先念、程世才一听，连忙起身对几名战士说：“快，骑上它，跟它走。”

果然，在距宿营地仅两三里的山脚下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水塘。战士们高兴得一拥而上，趴到水塘边喝了个痛快。有的同志还用茶缸装满水，带给不能走的同志喝。一些战马见状，也都挣脱了缰绳跑到水塘边痛饮。

张校长说，大家喝够了水，吃了干粮，恢复了精神和体力，行进中的队伍又充满了活力。不久，部队就进入了新疆星星峡境内。

正行进间，我们的前方，突然尘土飞扬，李先念迅速拔出腰里的手枪，命令道：“有情况，准备战斗！”随着李政委的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即卧倒在地，拉开枪栓，瞄准前方。

过了一会儿，有人说：“那是一辆汽车！”

李先念用望远镜看了看，只见车上有人扯开了一块大红布，来回摇晃着。他兴奋地说：“是自己人，自己人！不要开枪。”大卡车很快来到跟前，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杨秀坤等从车上跳下来，与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人紧紧拥抱。他激动地说：“军长、政委，我们找得好苦哇，这下可找到你们了！”

原来，杨秀坤等人从红柳园突围后，顺着甘新公路西行，于4月26日到达星星峡。与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的盛世才得知后，指示星星峡守军全力寻找、营救红军西路军战士。杨秀坤等人，每天坐着友军的汽车，带着食物，到戈壁滩上来回寻找，这天终于找到了。

1937年5月1日，是张校长他们最难忘记的日子。这天，中央在新疆的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抵星星峡，看望了他们。历尽无数艰险、虎口余生的西路军将士，此时就像离家在外的孩子忽然见到自己的父母，泪水像断线似地直往下流。

自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石窝山，余部近4000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分散突围后，张毅校长随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历经47天艰苦跋涉，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交战数十次，以歼敌3000余名，损兵1100多人的代价，突破了“马家军”的重重包围，抵达星星峡。此时，左支队仅存427名红军。这也是西征开始后,西路军仅存的一支有建制的部队。

红四方面军简史：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红安七里坪，下辖红4军、红25五军，共五个师近3万人。其间，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陈昌浩任方面军政治委员兼第4军政治委员。1931年11月至1935年，四方面军扩大为五个军：4军、9军、30军、31军、32军，共八万余人。

1935年3月，第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8月，分左、右两路共同北上。9月，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决定第四方面军南下。

1936年6月，第四方面军在康甘孜地区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于7月共同北上。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第四方面军三个军西征失败，一部分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李忠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