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中飞院党委副书记王军率宣传部、离退处的同志和大学生代表专程走进张祖礼的家——一栋位于中飞院生活区的中式单体别墅，为即将跨入期颐之年的寿星送去近30000名师生员工的祝福。

在中飞院写给张祖礼的慰问信中，学校用“心存高远，平生坦荡严谨，仰不愧天；恩泽后人，一世呕心沥血，俯可对地。”评价了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为中国民航培养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动人事迹。

1983年，65岁的张祖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阅读张祖礼的传奇故事，我们能够明白，忠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当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素质。而我们的党，正是因为有无数的忠诚战士，才能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的万里长城，这也是我们的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忠粮题记

投笔从戎：

远渡重洋学领航技术

“我的四姐张祖文、堂哥张祖贵、姑妈张博文都是地下党员。受他们的影响，我18岁那年参加了学生军和‘读书社’。”回忆往事，张祖礼记忆犹新。

张祖礼1918年出生，广西博白人。1943年考入国民党航校，经3个月培训后，1944年2月，被派到拉哈尔学习航空理论。同年7月，又被派往美国学习领航技术，并取得甲种领航员证书。

回忆过往，张祖礼骄傲地说：“在美国学习期间，我不仅学会了为飞机引路，而且也为自己找到了人生方向。”

张祖礼回忆，在美国学习期间，《美国华侨日报》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媒体，在这张报纸上他们不时能够看到一些进步文章。“我正是在这份报纸上，读了《论联合政府》的。”

张祖礼说，随着大家对共产主义有了足球彩票的了解，不少同学私下相约，回国后要设法到解放区去找共产党。

学成回国后，张祖礼被分配到驻上海的国民党空军8大队35中队任领航员。不久，他认识了101中队的张雷。

“张雷的表姐是新四军，我想通过这条线去解放区。”张祖礼说，但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雷后，被拒绝了。张雷说：“国民党的空军是一个很难打进去的系统，希望你留在上海，为解放全中国工作。”

1948年秋，张祖礼晋升为35中队中尉情报参谋。这期间，他也有了定点联络人——晋冀鲁豫城市工作部派到上海工作的地下党员王月英。他们每周六都会在虹口公园碰面，交换情报。通过王月英，张祖礼将所在部队的部署情况，飞机性能参数、武器配备、常去的轰炸地点等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送给党的组织。

平日里，张祖礼也特别留意接触一些思想进步和努力学习俄语的同事。当时，张祖礼简单地认为，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能主动学习俄语的人一定向往共产主义。按照自己的这种推论，张祖礼开始向郝桂桥、俞渤等青年军官周围靠拢。

罗青长（右一）专程赴石家庄慰问张祖礼（左二）等起义人员

驾机起义：

夜幕中投下1000磅炸弹

1948年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重要拐点。这年的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直逼上海、南京。11月6日，被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的淮海战役打响后，张祖礼所在的8大队奉命飞往战场执行轰炸任务。张祖礼说：“那段日子，我最怕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只要飞机一起飞，就意味着又有很多同胞可能遭遇不幸。”为了消极抗令，张祖礼先是以感冒头晕为由拒绝执行任务，到后来干脆就泡病号、住医院。同时，张祖礼也利用这些赋闲的日子学习俄语，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做前期准备。

1948年12月3日，经俞渤、郝桂桥等人的努力，张祖礼从上海转到南京，成为郝桂桥机组的领航员。张祖礼说，到南京后郝桂桥告诉他：“房子已经准备好，可以搬家了。”他们约定，由郝桂桥选择起义时机，并商定：每天吃饭时都看一看郝桂桥，如果郝桂桥点头，就表示当天要起义，如果摇头就表示继续待命。

12月16日，南京大校场空勤食堂的告示牌上贴出了“晚饭后，蒋总统和夫人邀请全体飞行员到新生社（国民党空军俱乐部）看电影”的通知。中午在食堂就餐时，当张祖礼与郝桂桥四目相对，郝桂桥轻轻点了点头，张祖礼立即会意，起义的时机到了。

晚上，张祖礼他们以各种借口推掉了蒋介石请大家看电影的邀请，悄悄带上手枪、耳机和飞行图纸，在俞渤宿舍里集合。俞渤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作了起义前的动员：“如果行动暴露了，由周作舟引爆炸弹，我们和停机坪上的飞机同归于尽；如果发生枪战，大家都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9时，张祖礼等5人悄悄摸进了机场，几经选择，最终确定了编号为514的B-24重型轰炸机。当日，这架飞机的弹舱内不仅有5颗1000磅炸弹，而且有足够让张祖礼他们飞到解放区去的汽油。

20时许，当蒋介石还在俱乐部内给全体飞行员训话时，张祖礼等5人已经驾驶飞机飞临南京城的上空。20时15分，5枚炸弹从弹舱内投向了钟山脚下……

奔向光明：

火把为起义勇士照亮跑道

张祖礼回忆，机组在南京城上空投下炸弹后，加大油门飞向解放区。后来才知道，因该飞机上的投弹系统被党的地下组织撤换，炸弹并没有炸中“总统府”，而是在新军俱乐部外爆炸的。

“起义后，我们原计划是前往东北解放区，但后来机械师陈九英向俞渤报告，飞机的油料不够飞到东北解放区，我们决定改飞石家庄。”

晚上12时左右，飞机到达石家庄上空时，地面一片漆黑，随即高炮声和重机枪声骤然响起，一道道火光不时在飞机的前后左右划过。原来，由于张祖礼他们临时改飞石家庄，又没有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驻石家庄的解放军误以为是一架前来偷袭的国民党飞机，因而对地面的灯光实施紧急管制，并向他们开火。情急之下，俞渤将航行灯作为信号灯，打开、再关闭，半闭、再打开，反复数次向地面发出信号，但炮火仍继续向他们射击。

“我们找不到机场，无线电又与塔台联系不上，只能一直在石家庄上空盘旋。后来，解放军看到飞机一直盘旋，又不投弹，可能是明白了我们的来意，他们停止了射击，并在跑道两侧点起数千只火把。12月17日1时，我们平安降落在石家庄机场。这时，油量表显示的油料只能再飞行20分钟。”张祖礼说。

飞机在机场安全降落后，张祖礼一行受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次日，受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委托，罗青长专程赴石家庄对他们表示慰问。

1948年12月17日，美联社发了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首府南京昨晚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据权威人士说，炸弹是从执行任务的国民党空军飞机上不慎掉下来的。”张祖礼他们在石家庄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由自主地笑了。

数日后，张祖礼等5人驾驶飞机飞赴沈阳，加入了人民空军。

起义成功后张祖礼（左一）换上解放军军服

集结南苑：

积极备战受阅飞行

1949年8月底，张祖礼他们接到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的命令，得知将要执行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任务时，几乎所有人都激动得说话都在发抖，但欣喜和激动之余，他们又为眼前的一切犯起愁来了。

张祖礼说：“当时，我们要面对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是距开国大典仅一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二是南苑机场的飞机不仅旧而且杂，维修任务重，安全压力大。三是飞行和机务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在迪化学习飞行的长征干部，又有国民党起义人员，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由于飞行经历、技术水平和所飞机型的差异，这样一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要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困难重重。”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张祖礼他们进入了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前的训练。

张祖礼回忆，那是一段紧张忙碌的日子，每天破晓，就开始做准备：“飞行、开会、讨论、解决技术难题，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尽管这样，但10多天下来，我们对能否完成这次受阅飞行任务仍然没底。”

于是，他们向飞行队主管邢海帆建议，能否向军委请示，先在受阅飞行航线上，搞几次受阅演练。经请示，中央很快同意了。

就这样，在邢海帆的带领下，张祖礼等人迅速完成了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并拟定了将17架飞机分成6个小队通过天安门的飞行预案。同时，考虑到此次受阅是人民空军首次亮相，为了让编队飞行井然有序，他们还对不同飞机的航速作了计算、提出明确要求。

为检验预案和数据是否准确、可行，张祖礼等人又进行了多次验证。之后，有人考虑到飞机太少，又提出9架P-51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接在6分队后面，再飞一次的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后，最终形成了演练和受阅实施方案。

开国大典：

17架飞机飞出了26架

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

15时整，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健步来到麦克风前，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顿时，聚集了30多万军民的天安门广场沸腾了！

16时整，盛大的阅兵式隆重举行。与此同时，南苑机场上17架引而待发的受阅飞机也开始咆哮、开始怒吼！飞行员们期待飞翔，期待在人民空军首次亮相中一展军威！

16时35分，当陆军机械化战车师行至天安门广场时，“26”架受阅飞机，也依次飞越天安门广场。一时间，天安门上空的飞机轰鸣声，与地面滚滚的铁流和鼎沸的欢呼声，交相呼应，把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当时，我是在长机——蚊式轰炸机的领航员位置上接受检阅的。” 尽管张祖礼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只是一瞬间，但却让他回味了69年，而且还在继续。

69年后的今天，已是期颐之年的张祖礼，回想起那短暂而幸福的时光，仍激动不已。“我想，毛主席他们一定看到我们的飞机了。”张祖礼一脸幸福地说。

张祖礼说，我们按照受阅飞行预订的起飞时间起飞后，先在东郊双桥上空盘旋编队，并从这里由东向西飞行。进入航线飞行后，3个P-51战斗机分队在前，4分队两架蚊式轰炸机随后，接着是5分队的3架C-46飞机和6分队的1架L-5通讯机、两架PT-19教练机。在6个编队中，除两架蚊式飞机是“一”字排列外，其他各分队都是“品”字编队。

按预订方案，9架P-51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先直飞再右转，沿北京外围飞行，与6分队接上，第二次飞越天安门。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前后都有9架P-51型战斗机，而受阅飞机也就由17架变为26架。

张祖礼介绍，完成受阅飞行，返回南苑机场后，他和邢海帆等9人又接到参加国庆宴会的通知，当时他们还沉浸在受阅飞行的喜悦与自豪中，这接踵而来的喜讯一下子弄得大家不知所措，以至于赴国宴时，竟然连飞行服也没有换下，大家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

“席间，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还专门来向我们敬酒。总理和总司令高兴地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啊！’他们还勉励我们继续努力。”张祖礼说，总理和总司令的话，让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工作。

开国大典上受阅飞机飞过天安门

后 记

张祖礼，1918年12月30日，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径口乡文水村。

祖父张履贞，为晚清举人，辛亥革命后，任广西众议员。1923年，在北京拒绝了曹锟贿选后，追随孙中山在大总统府任国会议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愤然告老还乡归隐。

父亲张金铭，北伐时任黄绍竑的秘书，曾任中学教师、县长、内政部科员。后因对现实社会不满，弃官归田，并把自己的家建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

采访结束前，张祖礼的妻子李秀芳向记者展示了1949年1月30日出刊的华北画报，封面上面印有张祖礼等5人起义时的合影、起义飞机、在解放区受到热情欢迎的场景，以及5人换上解放军军服的照片。封面文字称他们为起义的“勇士”。

1949年5月5日，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俞渤和张祖礼等起义人员。周恩来希望他们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努力！

1949年8月，张祖礼凭借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完成了北京至酒泉的首航任务。

1949年10月1日，完成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后参加国宴，再次受到周恩来、朱德的接见。

1956年，调到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任领航教师。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并于1958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1978年，平反，恢复原来的工作和待遇。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